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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更别说挣了。

    我重新分配了各科成绩的上升分值，发现英语的上升空间最大——它基数最低嘛。

    也可能是我跟英语老师关系最差的关系，上次高考，我的英语听力是零分——瞎蒙竟然一个都没有蒙对。

    我想从听力开始打通关窍，偏偏前一阵又手欠把耳机给薅断了。

    还不是因为刘明朗这头猪。

    我只能更恨他了。

    刘圆圆说半夜三更听见我在梦里背英语试卷，速度快得让她后半宿都没有睡着。

    时间不够用啊。

    人类的基础设置里，为什么会有睡眠这个部分？

    当然，再忙，我也没有忘记我的19岁生日。

    就算每年只有我一个人记得，我也还是挺把它当回事儿。

    期末考试以来，我头一次逃了节自习课，我上顶楼楼道里把我的滑板找了出来，上头落了许多灰，花花绿绿的超市贴纸显得有些旧了，右后边那个轱辘早就不太灵了，但如果我保持身体前倾，也不会影响滑行效果，我了解它的每一处脾气，每次都能安抚好它。

    可学业那么忙，挣钱又那么着急，我估摸着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会滑板了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踩上它的时候，我没了以前那种快乐。

    那种还不知道齐柏林飞艇的快乐。

    我抱着滑板下楼，在保卫科的人追上我之前——这个奇葩学校明令禁止在校园里滑板——踩着滑板滑向校门口，心底郑重地跟它说了谢谢和再见。

    学校旁边废品收购站的那个老头只肯出5块钱。

    “五块？我这块板当时买的可是600块！”

    “再多没有，就五块。”

    “五十。”

    “五块。小姑娘，你们学校还没下课吧？赶紧回去上课。”

    “二十。”

    他走开去吃饭，不搭理我了。

    这块板是我念初中的时候捡的，它被扔在初中宿舍楼底下，天天顶着烈日曝晒，像只无家可归的狗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走光了，它还在那里，我就把它捡走了。

    给它洗澡，涂胶水，穿新衣裳。

    “九块！不能再少了！”我明明打算说十块的，不知道怎么说秃噜嘴了。

    老头儿放下碗筷，从柜台摸出一张崭新的五块，递到我手里，“就是这么多。下面这两块铁皮根本卖不到五块钱。看你是学生，算了。”

    就这样，提供了过去五年我大部分欢乐的滑板，最后牺牲自己，给我换来了五块钱的现金。

    “你会把它拆掉哦？”我走之前问。

    “拆，”那人随手拿起一个锤子，敲掉了那个不太灵的轱辘，“只有上面这两块铁皮能卖。你赚了啊，小姑娘。”

    我赶紧逃离分尸现场。

    我拿着五块钱，拐到学校里的小超市，买了五根不同口味的棒棒糖。

    一口气把它们全吃光了，顺便祝自己生日快乐。

    当晚牙齿疼了一晚上，牙龈还肿了。

    可能是报应吧。

    我心底一点儿抱怨都没有。

    第二天中午，我在食堂吃饭，因为牙齿疼，我一边靠背英语单词消炎镇痛，一边对着碗里大块的红烧rou虎视眈眈，却下不去嘴，整个人焦躁得有些意识涣散，以至于没发现周遭环境的变化。

    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人站在白色的塑料餐桌旁，敲敲我的桌子，“出来一下。”

    保卫科的人来找麻烦了。

    唉，是祸躲不过。

    “等我吃完……”我忍着剧痛塞一块红烧rou进嘴里，抬眼一看，根本不是什么保卫科，刘明朗站在我跟前，他竟然穿着西装出现在校园里，恶心的特权阶级，“滚远一点。”

    我低下头继续吃饭。

    “就两句。”

    “干嘛，”我仰靠到椅背上，用筷子敲着餐盘，望向他，“你不会是良心发现想要跟我道歉吧？跪在这里跟我说对不起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那个。”他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，我想把手扽回来，但他抓得很紧。

    我担心打翻自己的餐盘，没有抓住最佳的把住餐桌腿的时机，后来再想抓的时候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

    他抓着我朝前走。

    周围围了一大群人。

    “你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我屁股后坐，想要借摔倒阻止他那种野蛮行为，但没用，他提着我，照样能往前走。

    我去掰他掐在我手腕上的手指，那几根手指像被焊在了上面似的，纹丝不动。

    我又感受到了被尹志强踹飞时的那种绝望——你永远想不到一个成年男性的力气有多大。

    “别跟着我们。”他扭头对那一群看热闹的人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威慑力十足。

    我很快就要被拽出食堂大厅了。

    经过“之”字型的门廊时，一辆泔水车停在那里，我像看到了救命稻草，抓起其中一个桶，往他身上倒了下去。

    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那么大的力气，能单手举起一桶泔水。

    估计刘明朗也没有想到，他一点儿没闪躲。

    整桶泔水全倒在他胸前。

    面条，西红柿，粥，半片白菜叶子，两根豆干。

    这是我在他肩膀上看到的东西——我矮他太多了，没能从他头上浇下去。

    西装上到处滴着水，浑浊的，裹着饭粒的水。

    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

    他终于松开了我的手，去拂自己的脸。

    我转身走回了食堂大厅。

    他没有再追过来。

    人群已经散了，看到我出现，他们又重新站了起来，看向我。

    我走回自己的餐桌旁，餐桌是空的，我的餐盘被收走了。

    我还剩三分之二的午餐没有吃完。

    零食早就没有了——我已经很久没去广场骗初中生了。

    想到整个下午都要忍受那种挨饿的感觉——我这辈子最熟悉的一种痛苦。

    我蹲下去，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嚎啕大哭。

    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哭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    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明朗。

    不，倒数第二次。

    高考结束后，我在“人人有精神”广场附近的商场找了份暑期工——奶茶店的店长对于我去年十月份讹掉他们一块钱，印象深刻，觉得我这样的员工一定能很好的保护好店里的财产，他一认出我来，就决定雇我。

    店里管吃管住，每个月800块钱工资。

    可真是一笔巨款。

    我心动得差点放弃上大学的想法，但店长明确表示，他们只招收暑期工。

    我只好用辛勤工作来回报他的恩德。

    刘明朗是在一个巨热无比的星期二下午走进我们店里的。

    之所以我印象这么深刻，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已经卖出了200杯冰沙奶霸。

    店长说晚上请我们吃火锅。

    刘明朗混在一群穿着短裙的女孩子中间排队，足足高出她们一个头，十分突兀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不要糖，很多冰。快一点。我赶时间。”

    他没有认出我来。

    他怎么可能认出我来，我穿着奶茶店的制服，白衬衫外头罩着绿色的吊带裙子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头发全塞到了帽子里。

    他只点了一杯奶茶。点完单，便站到稍远一点的角落里，低下头刷手机。

    我把收银机让给同事，自己飞快地跑去制作奶茶。

    我取了三袋茶包泡进刘明朗的茶杯里，我估计他到明天一早都不会太有睡意。

    这不是报复。

    我希望他了无睡意，在床上辗转反侧、回忆人生种种过往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能够想到我。

    只一瞬就够了，毕竟，他是我长这么大第一个喜欢过的男孩子。

    我让同事把奶茶递给他，他没有要吸管就走了。

   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明朗。

    高四下学期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。他又被开除啦。他已经离开我们市啦，他本来也不是我们市的人。家里已经给他找了份工作啦。他要开始创业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啦。他女朋友又怀孕啦，这次他选择结婚生子。

    后来慢慢地，大家也就不再提他了，只有王栋栋偶尔还会咋咋呼呼地说他们又在酒吧遇上了。

    我总是会想起那天顶楼的风，和耳机里的齐柏林飞艇。